这么多年地方政府就是靠这个办法来获取一些城市发展的资金。

但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资本项目自由化也被请下了经济学神坛。中国也应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2015年6月－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然而，这些理论却遭到它们最直接的受益者的痛批。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康德苏所说的这种种好处。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脆弱的中小国家，则可能因没有资本管制的屏障而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牺牲品。

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高增长和转轨国家组的工业比重与投资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我国投资率比较高，工业比重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否定投资的言论中，有人将 四万亿视为过度投资、无效投资的典型甚至产能过剩的根源，并据此反对扩大投资。各种手段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其中，工业比重与人均GDP存在先正后负的倒U型或抛物线型的复杂关系。发展是目的，其它都是手段。

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超额投资率10％）。新常态论断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表述，原本是对未来增长客观趋势的预测，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有些人甚至将宏观调控和改革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在新常态下再搞宏观调控就是对改革的不信任。制造业产能过剩或许与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存在某些关联，归结于四万亿显然缺乏经得住检验的数据支撑。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不属于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偏高的国家，计量分析也得不出我国出口和对外依存度过高以及过度依赖外需的结论。从顺差率的影响或相关因素来看，跨国数据统计分析表明，世界（尤其中下等收入、转轨以及高增长国家组）工业比例与顺差率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在关于新常态的讨论中，仍出现了一些否定宏观调控的声音。我国顺差率虽然总体不算高，但长期持续存在一定比例的顺差，故工业比重比较高。有些人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刺激，认为宏观调控都是刺激，而所有的刺激不论必要与不必要都是坏的。从系统性的国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基本符合世界各国发展趋势，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和同等收入国家组比较接近。

从投资率来看，我国投资率峰值为45％，的确高于主要国家25％—35％的区间，比一般国家上限水平高10个百分点，并创大国历史记录。世界、转轨、高增长和东亚等国家组的青年待业人口与顺差率之间存在较显著正相关关系。

一些人将去产能扩大化为去工业，一些人将产业结构调整理解为去工业，一些人甚至进一步将发展服务业理解为去工业。现阶段投资是不是都是无效投资，新常态是否要去投资，稳增长是不是不能扩大投资？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投资率被认为明显不合理，四万亿则被视为无效投资的典型和产能过剩的根源。

从四万亿实施前后投资增长率实际变化情况来看，四万亿明显拉动的只有交通运输和水利环境投资，对电力投资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对制造业投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同时，中下等收入、转轨和高增长国家的工业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工业比重比较高同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各国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来看，我国一产比例虽仍略高于理论预期值、二三次产业比例略低于理论预期值，但二产比例严重过高问题并不存在，三产比例长期偏低问题正在改变。一些观点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极不合理，投资率太高因而新增投资都是无效投资，工业比例太高导致产能过剩严重，出口太多致使对外依赖度太高，主张去投资、去工业、去出口。我国投资率较高是我国储蓄率较高、城镇化率偏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等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特征的综合反映，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必须去片面的速度，但不能简单去速度。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世界经济调整和我国经济减速，国内外开始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比较突出，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十分必要，但去产能的同时是否也要去工业，则要看工业比重是否合理。

进一步来看，深化改革、宏观调控、微观监管等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都是促进发展的工具。这既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特点，也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

新常态是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去GDP？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减速的确是新阶段、新常态的一个甚至首个特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稳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提高赤字率、加大支出规模无疑是正确选择，必须坚定不移。

从理论上搞清楚新常态是否意味着 去投资、去工业、去出口、去速度、去GDP以及去宏观调控，不仅关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也直接关乎当前稳增长、调结构等短期目标，需要加以澄清。因为伴随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到城镇或工业领域的转移即劳动力再配置结束和吸引外资等技术引进效应的减弱，一国生产率必然呈现下降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进而现实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有些人甚至将GDP视为万恶之源，从而演绎成为去速度、去GDP，显然是对新常态的不当理解和过度解读。实际上，我国宏观调控不同于发达国家宏观管理的地方，正在于我们在传统宏观管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微观管制、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等辅助或配套手段，发挥三者的协同和合力作用，以应对总量矛盾之外的结构性问题。

即便是刺激，也不是所有的刺激都是坏刺激。系统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在大部分时间里低于世界总体和各国平均水平，分别低于东亚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5和15个百分点，属于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国家。

要加减法并举、乘除法并用，该发展的积极发展、该淘汰的坚决淘汰。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迈向新常态，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经济是否严重对外依赖，新常态是不是要去出口？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外不少言论认为我国严重依赖出口，一些国家甚至将此作为我国的原罪，要求我们控制出口、减少外需依赖。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我国产能过剩明显情况下，去产能虽然十分必要，但不能将去产能简单化、扩大化为去工业。

宏观调控是不是对改革的不信任、新常态是不是要去宏观调控？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科学进行宏观调控。有些人认为四万亿是产能过剩的根源乃至万恶之源，以此否定宏观调控。需要科学进行宏观调控，但不能简单去宏观调控。把改革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以改革来否定和替代宏观调控，表面上是高度重视改革，实际上赋予了改革不可胜任的职责。

进一步来看，工业比重与顺差率呈正相关关系，在中下等收入、高增长国家以及转轨国家尤其明显。从工业比重的影响因素来看，世界范围内工业比重与人均GDP、石油出口比例及顺差率等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

存在重复建设、铺张浪费并不等于所有投资都是无效投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也不意味着所有产业全面过剩。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新常态的表述中明确了投资在稳增长进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社会舆论对投资稳增长的质疑依然存在，一些人仍在主张去投资。

这一点，我国经济恐怕也不会例外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秉承合作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高新技术与适用技术产品和产业走出去组合，金融与投资联动，贸易与产业联动，国内与国外形成产业关联，形成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部门协调、协会机制和企业跨国公司体制，进行成本收益核算，避免内部人控制，防范外部和内部道德风险，使国民将净收入回流中国。